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政治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起源

　　形成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靠自己的才能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衰落

　　科举消亡

　　清末以来，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士大夫”也渐渐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也越发显得落后，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而开放，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士大夫”从此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了。“士大夫”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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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宋仁宗想把张贵妃的伯父升职，一升就是四级。照说，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王朝，皇帝想升谁贬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但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一、连升四级在宋朝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符古制;二、张贵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难以服众。为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这事儿拿到朝廷上去辩论，打算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没有想到的是，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纷纷反对这项提案，仁宗有些不高兴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国丈，请你们商量，是给你们面子，并不是真是需要你们批准。你们怎能这样不识好歹呢?仁宗辩解了两句，可却招来谏官们更猛烈地回击。包拯讲到激烈处，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来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脸上溅。

　　仁宗那个气啊，可没办法，他只能忍着。自认倒霉。下班后，回到宿舍，张贵妃喜滋滋地过来问伯父升职的事情。仁宗终于逮到了发泄的机会，恼怒地说，“你丫就晓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个包拯御史吗?”

　　比包拯更牛逼的还得数寇准。有一天，寇准跟宋太宗讨论事情。两人说着说着就话不投机了。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要走，却被寇准一把拉住袖子，不准走。太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等事情处理好之后，才悻悻而去。

　　贵为天子的宋仁宗、宋太宗拿包拯和寇准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算他们明显冒犯了自己，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为继承者们立下三条禁令，第二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上书言事人就是谏臣。这等于是给士大夫们发了一块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终宋朝一代，这条禁令都被执行得非常彻底。

　　根据记载，宋朝只杀了一位文臣，就是那位靖康之变之后，被金国扶为“皇帝”的张邦昌。

　　不杀谏官及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为宋朝的文臣，以及所有知识分子预留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言论空间，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皇权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当然不能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分权制度相比，仍然弥足珍贵。像秦始皇那样坑儒焚书，像明朝皇帝在朝廷上随便大骂大臣，像清朝文字狱中动辄诛杀成百上千读书人这类暴虐的事情，在宋朝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宋朝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起码的尊严。我想，这可能也是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希望生活在宋朝的原因之一吧。

　　二

　　知识分子能够获得起码的尊严，那么普通老百姓呢?他们的言论和生存空间如何?

　　事实上，就以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在宋朝的小日子，过得也颇为从容。还是说个小故事吧。

　　大约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冬天，有“红杏尚书”之称的官员宋祁来到京城郊外散步，碰见一位老农。宋祁主动套起近乎，“阿伯啊，您辛辛苦苦忙了大半个念头，我想您今年一定大丰收了吧?少则百囷，多则万箱。您觉得这是上天的功劳呢，还是当今皇帝的恩赐呢?”

　　没想到老农根本就不领情。他哈哈一笑，毫不客气地炮轰了宋祁一顿，“你这话说得太差劲了。你根本就不懂种庄稼。庄稼获得丰收，是靠大自然的雨水阳光，是靠庄稼汉的辛勤劳作，跟上天有啥关系?我按时播种按时收获，按照法律缴纳税赋，今天享受丰收的乐趣，也是完全应当的，怎么能说是皇帝的恩赐呢?我种了大半辈子庄稼，还从未见过不劳动，一心指望上天皇帝恩赐的人。”

　　老农说了这番话，扬长而去。留下宋祁呆在当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宋祁的官职是工部尚书，相当于掌管全国工交的正部级大员。老农在他面前不卑不亢，批了他一顿之后潇洒地离去，这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好玩儿的是，后者也拿他毫无办法。那时候好像也还没有“毁谤官员罪”，也没有跨省追捕，所以他全身而退，顺便在史书上留下惊艳的一笔。

　　见微知著。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宋朝的普通老百姓是活得比较自信的，享受着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不唯天，也不唯上。他们观念之超前，可能令现在的许多人都自愧不如。

　　更有甚者，平民百姓居然敢公开谴责皇帝。

　　南宋初，官员庄绰到江西任职，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宋徽宗是无道之君，所以，拒绝接受他的货币。今有愤青抵制日货，古有民众抵制昏君。当然，其高下有云泥之别。

　　三

　　不杀谏官及士大夫，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禁令——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靠一帮武将打下江山。但他却优待文臣，把文臣的地位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甚至为了鼓励文臣在朝廷上议政，不惜为继承者们套上一个紧箍咒。

　　赵匡胤为什么会立下这样一条禁令呢?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深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得有一个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鉴于宋朝开国功臣里，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就连宰相赵普也只弄得懂半部论语。因此他数番劝告赵普老先生要多看书，做一个学习型干部。赵匡胤完善了科举制度，甚至拨专款支助贫困学生读书。算是最早的希望工程吧。

　　自先秦以降，权力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我们知道，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区别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爱，整个国家就会跟着享福;如果他们昏庸残暴，整个社会就会一起遭殃。怎样在制度上对君主帝王进行制约，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臣参与议政，指点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听不得批评，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不杀谏官及士大夫。文学家苏轼曾经被卷入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得到的惩罚也仅仅是贬官流放。他真应该庆幸，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生活在清朝。

　　这种似乎是统治阶级自废武功的做法，从300年宋史来看，可谓英明之极。

　　首先，宋朝一共有18个皇帝，他们性格各异，但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之下，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像秦始皇、隋炀帝、北齐文宣帝高洋那样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昏君的宋徽宗，其实并未作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充其量也只是玩弄花草，不理政事，偶尔出宫去会会李师师而已。其次，不杀谏臣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块免死金牌，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对就高，也较为稳定，涌现了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使得宋朝的天空群星灿烂。再者，或许正因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相对较为稳定，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较为宽松，国家政治结构就少了几分倾覆的危险。宋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小说《水浒传》渲染得家喻户晓的梁山伯起义，其实规模小得可怜，仅仅波及周围几个县，而且很快就被扑灭了。最后，宋朝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爱国激情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朝在遭遇辽国、金国、元朝几大游牧民族国家的轮番攻击之下，还能生存300年，几乎就是一个奇迹。没有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共同努力，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些，可能是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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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精确的界定，应该把其归纳为一个阶层。然而，由於其在社会作用中能量巨大，称其为一个阶级也不为过。这个阶级就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士大夫阶级。

　　“士大夫”一词，原指读书人和他们的前程。“士”是指读书人，“大夫”则是春秋时的官名，合起来便是指读书做官的这些人。在中国古代，作为“士”的读书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共同组成了社会的整体，这个以士、农、工、商四大阶级共同组成的社会在皇权的统治下，进行着整个社会的运行。而联络皇权，维系社会运行的庞大行政机构，便是由这些称为“士”的官僚们组成并操作的。由是，士大夫遂成为这个社会中人数最少，能量最大的一个阶级。他们上承皇命，下驭社会，维护王朝的正常运转，并因此成为这个社会数千年来的宠儿。

　　自隋唐以降，朝廷用官，废黜世袭制，以科举取士代之。如此一来，金榜题名便成为历代读书人竞相争执之物了。然而，要成为读书人，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家里要有能供养学童读书的钱;而后，学童在私塾先生的严格管教下，每日诵读，背记，终至考取秀才。继而刻苦研读，得中举人，方可进京会试。即中，才有资格参加保和殿的殿试，由皇帝亲试，决出进士及第的名次，成为天子门生。而获得进士的士人，则由朝廷颁旨命官，加入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然后由低到高，拾级而上，这便是士大夫们一生的人生轨迹。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进入并攀爬上这道人生天梯的人，只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莘莘学子在层层的筛选中被无情地淘汰了。然而，正是这少数的成功者，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吸引着无数学子前仆后继，孜孜以求。

　　可是，盛行了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在进入二十世纪门槛的时候，突然，嘎然而止地被废除了。虽说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时，是想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以学堂取代科举，建立新的国家人才培养机制，达到以西学为中用的效果。然而，他们却忽视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制度，它同时又是国家选人用人的制度，被科举制最后选中的士人，是要进入国家各级官僚管理体制之中的。

　　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黜后，政府官僚机构的选人用人，便由过去的皇帝亲选，变为由各级官僚自由选聘。这种上级任命下级的用人方法，原本产生于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它完全破坏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包括汉朝的举孝廉制)的国家选人用人体系和方法。这种用人方法，首先由晚清的地方督抚引用到地方实力派的管理体系中(李鸿章用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延至民国以后，便正式成为国家选人用人的基本大法了。由于每一级官员都有自己选人用人之权，国家因此彻底失去了对人才使用的最终定夺之权，也一并失去了对人才统一衡定的基本准则。国家纲纪的废弃，是一切社会弊端产生之源。功名取士不再成为人才衡定的基准，用人之乱相便随之而生。自晚清到民国，此方法由民间登入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人们早己见怪不怪了。

　　可是，由学堂毕业出来的读书人却没有了原来确定的去向。即然读书做官的路断了(当然也有极少数手眼通天的人，通过其它手段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便只有靠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去谋生了。於是，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是一些读了书却又做不了官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被权力的核心拒入，来到社会中，从事教师、律师、医生、法官、工程师等新的工作，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人们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呼之为“知识分子”。

　　读书做官是千年传统社会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道;读书不做官是新社会插花地的产生之途;而这正是士大夫阶级与插花地阶层的基本不同之处。由士大夫阶级向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变，使读书人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历史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原来维护王朝统治的士大夫阶级的极速消失，和新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边缘化为标志的。可怜的是，知识分子不做官，直接进入社会，这些手无搏鸡之力的读书人，便真正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最为懦弱的一部分人，不仅统治集团对他们不再青睐，甚至乡野农夫也对他们不屑一顾，“读书无用论”遂由此而泛起。二十世纪读书人的命运之悲惨，为数千年古史所无。

　　士大夫阶级的消失，实际是国家用人之道的彻底改变;而用人之道的改变，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乱相之根源。国家没有了这道人才选拔的门槛，就缺失了做官的伦理道德和标准(尽管也呼喊过一些空洞的口号)。过去，由读书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价值理念都被统统废弃，庙堂之上再也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了。当人们不再对伦理道德表示敬仰的时候，暴力便开始取代法制，暴力遂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尊崇的法宝。功名的式微没落以及士大夫阶级消失之日，便是暴力崛起兴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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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担任谋臣的人。他们虽然谋事，却主要是为了谋生。其中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却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帮助主人做事情。这种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汉以后，尤其科举兴起后，“士”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士的主体是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他们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求得功名，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其中虽然也不乏“胸怀天下”者，然而他们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维护皇权体制。有些官宦为求私利，贪腐作乱，倒行逆施，成为奸臣与历史罪人。

　　第三种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始终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士。孔子将“士”和“君子”连在一起，称其为“士君子”，他还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说，除了担任职位以外，还需具备道德修养。孔子又说：“士尚志”，意为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荀子也说过“士从道不从君”，士要跟随道的规范，而不是遵从君主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被赋予了为社会建立道德标杆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士不仅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立身，还要有气节和风骨，有独立人格和理性判断，并有担当，服务国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每个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识卓越、风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跃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谋臣策士，他们周游列国，心怀天下与民生，用不同的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国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又比如，在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和文化教育繁荣活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世界。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应运而生，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不但政治才华和文学素养出众，更有挑战皇权的风骨和担当。在他们眼里，皇帝也不过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足不出户的“宅男”，见识和执政能力有限，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只放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并不保险，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迭为宾主”、与统治者轮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三种情境：

　　情景一：蒙昧时代

　　当时科学并不发达，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匮乏的、扭曲的。知识分子努力去发现、探究、追寻真理，并传播知识，启迪民众，却要承负极大的风险，甚至最终被蒙昧的大众政权或专制的教会所扼杀，像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

　　情景二：专制时代

　　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立身，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而遭排斥与打压。

　　情景三：昌明时代

　　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知识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公共治理的意见，议政参政。当然，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通过交流、对话、分享、竞争、融合，来凝聚共识，提炼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是一个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劳动者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一部分。知识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利器，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希望我们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以后，不要做“谋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专业、风骨和家国情怀，投入到又一场伟大的变革事业中，振兴经济、重建道德，把国家引向现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时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值得我们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的知识分子所体悟、所追求。我们不仅要去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境，我们也要积极地以“行动的人生”来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500多年前，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欧洲开始了手工业革命。那个时候，刚刚笃信了新教、雇佣了第一批工人的欧洲企业主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资本主义这种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经济制度的开创者。更不会想到，数百年来有数不清的学者们为他们著书立说，聚讼不休。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愿望和动力绝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个变革时期。数十年后，也许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会成为中华伟大复兴历史的主角。我希望在其间被记住、被传播的，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财富净值的一串串数字，也不只是个人的上市公司起起伏伏的股价曲线。我更希望看到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们，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领、去影响、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向，成为新的价值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明社会的教育者、新的昌明世界的领导者，承上启下，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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